对城市现实问题的批判和对理想城市的向往构成了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原动力。在当前规划日益工具化的时代，规划理论课的首要目标是让学生建立起基本的批判能力和保持对理想城市的热情。没有这两颗种子，规划就不可能有未来。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理想城市代表着人类对美好城市家园永无止境的追求和探索。”自城市产生之日起，人类对理想城市的探索就从未停歇。理想是时代的产物，理想城市亦然。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从老子的寡国小民到陶渊明的世外桃花源，理想城市或乌托邦的存在，往往是高于时代却又依附于时代的。理想对于城市的意义正是给城市以想象力，是当下的一种超脱或未来的一个方向。

  理想城市的设想在西方城市建设史上具备极其重大的地位,对其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从词源来看,理想城市(ideal city)在英文中有两种写法Utopia(乌托邦)和Eutopia(理想城)。它们来源于两个不同的词根:utopia源于ou + topos(乌有＋地方);Eutopia源于eu+topos(美好＋地方)，“理想城市”诞生之初就寄托了人类对于“美好但乌有”的未来的向往。从时间上来看，人类对理想城市的探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和有关城市的论述。

  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前人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古典理想城市的方案，并开启了人类对于Ideal City的无限探求。从最初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工业革命之后一系列“花样百出”的理想城市理论，再到战后的新城运动﹑紧凑城市﹑精明增长等,西方理想城市构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人类对田园式人居环境的向往,对传统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畅想，而出现的一种必然，这种必然自古以来就从未间断过。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坚持“通过将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分离便能使城市实现完美功能”，并将城市划分为12个组成部分，强调中心与整齐；亚里士多德在其基础上继续深入，但二者都认为理想城市应通过绝对理性和强制秩序建立起来，受此影响建立起的米利都城（希波丹姆模式），便是体现了希腊城邦中富裕阶级的要求的城市秩序和城市理想。

  古罗马时期，维特鲁威在继承与发扬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理想城市模型，在城市建设上,对城址的选择、城市形态、城市布局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进入中世纪之后,由于强大教权而导致的“中心广场，四周放射”的城市布局，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体现了理性与秩序导向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尽管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又有多位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城市方案,但这些方案的核心要素依然沿袭了维特鲁威早期的特征。总的来讲,西方古典理想城市的特征突出强调“秩序感”,大多数表现在3个方面:（1）简单几何形状的城市外廓;（2）占据主导地位的设施位于城市图案的几何中心;（3）位于城市中央的设施与城楼或碉楼之间有明确的视线或轴线关系。

  莫尔的乌托邦是对前人思想的一种批判性的继承，他将市场作为乌托邦的中心，而并非神权与王权的建筑物。以他为起点，社会空想主义者们开始更多关注社会生产与贸易。如欧文提出的新协和村，首次将共产作为理想城市的主要理念，并设想通过劳动交换银行、农村合作社的方式提高生产效率；相类似的，在傅里叶的理想城市--法兰吉中，也提到用大组织生产替代小组织，实现生活集体化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综上可知，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18世纪，人类对于理想城市模型的构建特别大程度上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即城市规划与构想更像是一种政治控制手段，由此衍生的强调“理性与秩序”的理想城市模型并未有很大突破，而从莫尔乌托邦开始，理想城市的关注点逐渐多元化，并走向了下一个阶段—生产与贸易（经济）。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作为政治控制手段的理想城市构想己经完全不适合时代趋势。并且18世纪在英国实现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状态。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打破了农业文明下的城乡的平衡状态,从而引发了城市无序蔓延、交通混乱﹑城乡脱离、居住环境恶化、土地私有等一系列的矛盾。此时的城市规划师们不得不对工业革命后引发的城市问题进行不断的探索,试图寻找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当然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理想城市模型。

  针对当时城市最大的问题与时代特征—城市蔓延，而引发的土地私有、城乡对立等问题，1898年英国的霍华德(E.Howard)基于城乡磁体理论提出的“田园城市”的基本设想,这种城乡结合体既具有高度效率和活跃的城市生活,同时又兼有美丽幽雅乡村景色,他认为这种综合了城乡两者优点的生活生产区域能够有效抑制城市蔓延，并认为这种形态的城市可以产生新的人类希望、新的生活和新的文化。他指出“城市应与乡村结合”,希望用城镇一乡镇这种新型的城市结构形态和土地归社区所有,来代替现行的城乡对立的结构形态和土地私有的问题,以实现社会的和平改革。霍华德所倡导的“田园城市”运动也随之开启了新一轮理想城市的热潮—化解城市病。

  为应对城市问题，当时的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理想城市模式。如佩里为适应机动交通发展而带来的规划结构的改变，解决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城市结构的冲突，提出邻里单元模式，同时将居住的内涵从住宅扩大到公服以及旁边的环境；此外，为化解社会阶级带来的社会各阶层的冲突，他主张在同一单元内设置不一样社会背景的居民生活。再如沙里宁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分集中所产生的弊病，而提出的关于城市发展及其布局结构的理论--有机疏散理论，主张将工业从城市中心疏散出去，同时安排绿地，作为我们正常的生活的公共场所。解决城市问题慢慢的变成为这一时期理想城市的主要出发点。

  在解决城市病的同时，飞速进步的生产技术也打开了理想城市的新纪元。在通过增加城市密度阻止城市无序扩张的同时，柯布西耶同时强调新技术与新材料的应用，提出现代建筑五原则，即底层架空、屋顶花园、自由立面、自由平面、水平长窗；马塔为提高城市效率，基于铁路提出的带形城市，是一种主张城市平面布局呈狭长带状发展的理想城市模型；赖特坚信无线电与小汽车的力量，认为美国的大城市最终会走向消亡，现有的技术与条件成功解决了距离对人类的影响。

  综上不难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理想城市模型的内容与关注点较“空想与艺术主导阶段”而言更为丰富与多元，同时也更加开放甚至偏激。诚然，城市问题与技术进步是这一阶段激发理想城市多元化诞生的重要的因素，但由此产生的种种城市理想，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而言也逐渐脱离了现实。柯林罗在《拼贴城市》中将乌托邦分为古典乌托邦与行为乌托邦两类，这种“古典乌托邦”即源自普遍理性伦理与正义思想的批判乌托邦，强调乌托邦是一种理性的、审思的结果，是一种集合了由科学和理性所能幻想的“至善”理想的社会模型；而黑格尔主义又将这种信念扩展到社会学领域，并且一旦拥有这种确定性知识，人类就非常有可能通过个人的行动实现古典乌托邦没办法实现的社会构想，由此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乌托邦，即柯林·罗·所谓的“行为派乌托邦”，而以柯布西耶为首的现代建筑就是这种“行动派乌托邦”的一部分。在该类乌托邦中，会出现与创造者期望相异的现象，并趋向于一种更加活跃、持续不断的发展的状态。

  因此“尽管发起者有着良好的愿望和企图，但它仍停留在一种方案的状态，越来越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认为会存在着转机。而后表达出对现代建筑的远大理想和成为至善工具的企图表示出怀疑，从而悲剧性地被渲染上荒谬的色彩”。阅读完《拼贴城市》可知，理想城市不应只关注城市理想状态—科学，同时也应关注现实与历史的延续-人民，即我想表达的理想城市的另一个要素—人本化。

  当历史进入新纪元，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理想城市对于时代价值的体现。二战对历史城市的摧毁，也让西方成为新一轮的理想城市理论与模型的试验田。这一阶段，人们不止关注技术的应用和化解城市问题，而是开始从人类种族生存的角度去思考怎么样可持续发展。

  二战后城市急速扩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低密度的独立住宅和小汽车交通为主体的近郊发展模式,给城市带来了土地浪费、交通拥塞、空气污染、中心区衰落、场所感丧失和人际关系淡薄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以人为本、并试图矫正这些城市病的理论和实践,统称为“新城市主义”,具体包括:安德雷斯.杜安尼与普拉特.齐伯克-传统邻里区开发(TND);彼得卡尔索普-公交导向的邻里区开发(TOD)；麦克伯恩-都市村庄等。新城市主义追求:紧凑、宜人的邻里社区模式，充满了许多活力和人情味的城市空间,以的形式提出27条原则,从区域、都市区、城市、邻里、分区、交通走廊,街区﹑街道、建筑物三个层次对城市规划设计与开发的理念给予阐述。总体上看，新城市主义注重经济、社会及社区特性。

  相对应的，与新城市主义同时代提出的精明增长同样是应对城市蔓延的产物。总的来说,精明增长是一种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控制城市扩张﹑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我们正常的生活质量提高的发展模式。精明增长最直接的目标就是控制城市蔓延，并通过“充分利用价格手段的引导作用;发挥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的指向作用和综合利用土地利用法规的控制作用”实现“保护农地;保护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繁荣城市经济;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品质”四个目标。与新城市主义相比,精明增长对环境问题考虑得更多。

  从上述对西方城市的梳理不难发现，不同时期对于理想城市的构建，其影响因素因时代而异，如古代的政治手段、近代的城市问题与技术、历史与人文价值的重视，再转移到重视人本与对人类可持续的思考。总体而言，理想城市的内涵经过了简单的“两种乌托邦-对理想与艺术的追求”到“注重历史与人文”最后到思考人类作为地球ECO中的一个种群，该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从最初的敬畏自然到如今“可持续”的价值观，无疑是一种轮回，也为之后的理想城市构建指明了方向—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理想城市的第一要义，其次则是对于历史人本的尊重，再次则是基于当代技术的一些思考。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明白准确地提出理想城市的理论，但重视人居环境是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仰韶文化时期,聚居部落的选址就已经有了明显的环境选择取向,发展至后世出现的风水学说更强调的天人合一、面南而居、山环水抱等理念对现代城市选址仍具备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因此,从本质来讲,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所遵循的既要“顺应山水形势”,又要“遵从典礼制度”的城市营造思想可以视作中国式的理想城市探索。而《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早期王城营建模式—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可以视作中国式的理想城市方案。明朝北京城的建设思想就充分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描述的理想城市,并对我国的城市建设产生过长期的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理想城市的特征可归纳为5个方面:(1)与自然的结合;(2)追求社会和谐;(3)城乡统筹与建设秩序的治理;(4)人居环境营造的追求;(5)审美文化的综合集成。

  虽然中国城市的建设与理想城市的畅想，长期以来借鉴学习西方，但如同西方对理想城市从未停止的追求一样,近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国人对理想城市的要求也在随即改变。综观我国城市的发展,随着城市发展思路的不同,先后有许多学者和机构提出过诸如“山水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绿色城市’、“健康城市”、‘宜居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等不同名称的理想城市模式。这些理想城市模式的提出,均是对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的反思。那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国的理想城市应当如何？

  通过城市理念的回顾，不难发现技术、人和自然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三个核心因素，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侧重点不同，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正从技术走向人、自然，关注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等。在当代社会，城市迎来了崭新的图景，全球化、区域化、网络化給城市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挑战，城市问题更为复杂，多元思潮蒸蒸日上，当代“理想城市”的追求将具有新的内涵。

  即思考如何从“正确的做事”转向“做正确的事”。针对城市发展的现状需求和未来趋势,中国的城市转型发展重在实现四大转变,即增长方式实现从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褐色发展转向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绿色发展,发展方式实现由“从摇篮到坟墓”的线性发展转向“从摇篮到摇篮”的循环发展,城乡空间布局实现从粗放、无序、非均衡转向集约、有序、均衡的发展趋势,发展模式实现从对A、B模式的扬弃转向新型C模式的探索。

  结合上述四大城市转型方向和当前城市发展所遇到的核心问题,我认为中国现代理想城市范式的核心构成要素应为:绿色、人本、智慧。

  1. 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长远来讲,就是在遵循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引导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倡导健康、适度的消费习惯和生活理念来逐步调整城市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近期重点体现在通过重塑公共空间、交流空间等倡导社会共融和谐,加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发展。

  2. 生态对城市规划建设的约束作用。即在结合城市的地形地貌﹑地质条件、气象条件、水文条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考虑规划建设对城市生态环境容量、城市生态环境演替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处理好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追求城市与自然的共生融合,最大限度的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致力于人地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3. 低碳的生活方式。通过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应用低碳技术,改变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温室气体的排放,最大限度的减少城市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彻底摆脱以往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消费为特征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近期即致力于形成能源输入低碳化﹑能源利用高效化的循环经济体系,倡导健康﹑节约、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以低碳为方向、市民生活以低碳为理念、政府管理以低碳为蓝图的复合发展目标。

  即人居环境良好，能够很好的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更多的是从城市作为人类居住场所的方面出发来诠释城市。通过合理的规划建设,能够为人类提供舒适、方便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城市家园,也即整个城市巨系统运行良好,能起到改善优化人类生存状态,促进人类生存与历史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得人们在此工作、生活和居住都感到满意,并愿意长期继续居住下去。

  在城市建设和机制设计中注重公平、均衡、多元，体现在多元平衡的经济结构和就业机会获取、多元文化、可支付住房等，近期重点体现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多元化、历史街区复兴、保障性住房建设等。

  城市发展要淡化规模论，强调结构的紧凑、运行的高效，体现在集约紧凑的城市形态、高效的公共交通体系、智能化的市政设施，近期重点体现在TOD开发模式、城市增长边界管理和空间管制、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便利换乘等方面。

  在全球化、市场化下，东莞市发展出现了以下三大矛盾:一是全球化和地方性之间的矛盾。全球化的巨大力量将中国大部分城市纳入全世界城市网络,城市在分享全球化利益的同时也在遭受文化掠夺，城市认同感逐渐消失，城市的全球性在加强，而地方性在减弱。二是竞争力和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城市的多样性本应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主要的因素，但在现有的政绩考核模式下，地方政府优先关注能在短期内有效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可视的因素，以大城市中不断涌现的中央商务区、文化中心、行政中心等为典型，将标志性的公共建筑集聚在一起形成“样板区”，在彰显政绩的同时破坏了多样性。三是空间生产和生态低碳之间的矛盾。在优先开放的政策、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驱动下，广东城市政府率先与全球资本结合，推动大量的空间生产，以城市边缘快速出现的开发区、旅游园区、郊区大盘为典型，这些空间一般跳出了城区范围，消耗了大量的土地、能源、水资源，侵蚀了生态空间。

  改变过去粗放型空间拓展模式，合理控制近期开发规模，将存量用地的改造利用和新增建设用地结合起来，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规划改变过去单纯依据人口增长确定用地规模的“以需定供”思路，建立“需求管理+供给引导”的思路，一方面，根据未来东莞中心城区产业体系升级的要求,预测就业人口规模,并根据集约用地的要求管理用地需求，预测产业用地和配套用地规模。同时，确定“TOD”引导的集约紧凑型空间发展模式，依托规划的城市轨道交通形成三条城市发展廊道（图3)，将新增服务业、居住用地重点布局在轨道站点周边地区，工业用地重点布局在对外交通节点地区，据此划定近期开发边界。

  统筹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保护城市重要的生态和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将发展集中在现有城区、轨道站点周边地区，划定近期重点发展区和近期重点管制区。近期重点发展区是指支撑城市近期发展目标、关系城市长远发展的重点功能区，是城市强化服务功能、凸显特色的核心地区，包括中央商务区、中央商圈地区、中央生态休闲区、轨道站点发展重点地区。其中，中央商务区结合轨道换乘枢纽站建设，是东莞实现“强心”战略的载体;中央商圈地区将突出历史背景和文化风貌及传统商业风貌，融合传统商贸、文化休闲、宜居社区功能，形成东莞“慢生活”的核心地区;中央生态休闲区依托生态资源，策划休闲、体育、教育、旅游功能，发展生态休闲产业;轨道站点发展重点地区结合规划的轨道交通站点布局，形成多个居住、商业、公共服务功能完善的城市综合体。近期重点管制区包括生态敏感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遗迹及其周边地区，分为重点生态管制区和重点历史背景和文化管制区，提出管制要求。重点生态管制区包括东江南支流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河川绿地、风景绿地、运河沿线地区等。

  根据“理想城市”要求的“人本宜居保民生、智慧高效强功能、包容多元塑特色、绿色低碳亲自然”四大纲领，制定四大层面的行动计划,每个行动计划由若干个项目支撑。“人本宜居保民生”包括完善民生设施和综合防灾体系方面的4项行动计划,“智慧高效强功能”包括高效的公交系统、集约紧凑的城市形态、智能化的市政设施方面的6项行动计划，“包容多元塑特色”包括多元平衡的经济结构、多元文化、可支付住房方面的4项行动计划,“绿色低碳亲自然”包括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公共空间、慢行系统方面的4项行动计划。

  根据理想城市理念制定的行动计划（引自《基于“理想城市”理念的近期建设规划新探索》）

  建国以来，我们的规划部门和设计单位，大多沿袭苏联模式的规划设计思想，即大尺度的条块分割的规划思维。以大尺度、大规模、大体量、大区块、功能单一、直线划分的形式来规划城市，在图纸上硬生生的将有机的城市，切分成为所谓的各种功能分区:商业区、工业区、金融区、政务区等等，手起笔落仿佛各种“美好的前景”跃然于图纸上，却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背后的为什么。为什么此处是商业区，它与周边区域是一种什么样的空间关系?人本主义在规划中是何地位？缺失的场所感如何找回？城市依旧需要发展，应当怎么样发展？自然对城市空间素质又有咋样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规划师需要认真思考的核心问题。近几年来，各大城市常见的交通拥堵、睡城、卧城、空城、鬼城等等“城市病”，在空间上都能直接、间接的归因于以往传统而机械的教条主义规划思维。

  无论你承认与否，城市都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它会成长和发育，会发生改变。城市只有能适应这种有机演变，避免机械主义的影响，才能谈得上效率，才能谈得上城市发展水平。就此而论，基于自然主义的理想城市模型，虽然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但确是未来中国城市解决之路的可选方案。

  记得曾有一位建筑大师讲过这样的话，创造城市，就是创造文化。理想城市模型如同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其他乌托邦思想一样，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从理想到现实，还需要学者们做出更多的努力。

  罗斯金曾经写过这样富有诗意的文字:看那一座座松岭，连绵无绝的线条，从低处隆起攀升，在巍峨的威严之中，连成一组富有深度的。他眼中的建筑和城市就是音乐的篇章，但愿今后中国的城市也能让人产生这样的情怀。